上大学以前，我苗实对政府是向往的。毕竟，领导们有权有势，有头有脸，威风八面，无论是工作中，还是生活中，无不如此。那时候，在这种思想意识的引导下，我苗实就去书店买了《罗斯福传》《丘吉尔传》《斯大林传》《希特勒传》《东条英机传》《墨索里尼传》等等，一有空闲就翻。可以说，在学习了解的过程中，除了巨人们的精彩事迹之外，还有一个意外收获，那就是第一次知道这个世界上存在着经济学家这个行当。在《希特勒传》中，有一个特别吸引我苗实眼球的人物——德国经济学家沙赫特博士，他还是银行家，自由主义政治家，德国民主党的联合创始人。早年曾在基尔大学和慕尼黑大学攻读医学和政治学，并在柏林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沙赫特担任货币局长和德国央行行长，对一战后德国的赔款义务抱持猛烈批评之态度。他后来成为了希特勒和纳粹党的支持者，在希特勒政府中担任央行行长和经济部长。在此期间，他帮助希特勒实现了经济复兴、再工业化和重新武装的政策。1939年，他因与希特勒和其他纳粹高层人物的分歧被迫离开政府，因此在二战中并未扮演任何角色。他参加了德国抵抗希特勒运动并成为其外围成员，在7月20日密谋后被监禁。战后，他在纽伦堡被审判，但被宣告无罪。1953年，他在杜塞尔多夫创办了自己的银行，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建议。

       上了大学，还包括之后，我苗实与政府有过多次接触，觉得领导们的工作挺辛苦，为人民服务，让老百姓满意，不是像想象得那么容易的事情。但是，当我苗实知道许多领导由于禁不住诱惑，腐败而坐牢，既对他们同情，又觉得愤恨，更是可悲可叹。记得，经济史研究者孙骁骥先生在《中国式腐败是最恶劣的一种腐败》一文中，是这样记述的：1.关于腐败，我们应该避免认识上的一个误区是，腐败可以被根除。这其实是不可能的，只要有政府的存在，就一定会有伴生的寻租行为。不过，不同国家的腐败是有着形态上和规模上的区别的。它与一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无论是中国、美国还是以腐败著称的南美诸国，其政府的寻租行为在性质上并无区别，区别在于寻租的规模以及与这个规模相关的政府结构。2.据说，广东某市委书记在被双规以后，面对审查他的纪委官员怒吼道，“你们以为我是贪官，关键问题，谁不是贪官，你们能说出一个我这个级别的不是贪官的吗？中国不就是腐败提拔腐败，贪官查贪官，腐败分子反腐败吗？这个还要我告诉你们？”3.中国式腐败具有威权体制下腐败的典型特征，也具有“去中心化”腐败的特征。换句话说，中国的腐败在某些方面像印尼，在另一些方面越来越像解体后的苏联或者说现在的俄罗斯。所不同的是，由于过去的威权意识形态并未像俄罗斯那样消失，因此当今的中国腐败问题反而为政治利用，变得相当的“政治化”。在政治处理所谓的问题官员时，连带处理相关的商人和企业家，似乎成为了中国反腐的“标准配备”。但将经济问题泛政治化的后果是，商业行为在这个国家的风险将会更大，投资的意愿会进一步降低。如果说俄罗斯的经营者们不知道自己明天自己到底应该和哪位官老爷打交道才能把生意维持下去；那么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经营者们不知道自己明天自己到底应该和哪位官老爷打交道才能让自己不被抓进局子去。当然，反过来说，中国商人的政治觉悟之高，也是被“中国式腐败”长期培养出来的。

       休谟指出，“在所有政府内部，始终存在着权威与自由之间的斗争，有时是公开的，有时是隐蔽的。二者之中，从无一方能在争斗中占居绝对上风。在每个政府中，自由都必须作出重大牺牲，然而那限制自由的权威决不能，而且或许也决不应在任何体制中成为全面专制，不受控制。”什么意思呢？我苗实认为，政府内部的斗争不可避免，但是必须有制衡机制，不能独大。据有关资料介绍，所谓三权分立，指的是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这三权平行分设，地位平等，互不从属，而又互相制约。三权分立（三权鼎立），即为行政、司法、立法三大政府机构共同存在，地位平等且互相制衡的政治制度，是当前世界上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采用的一种民主政治制度。资产阶级国家在宪法上规定，立法权，即国家制定、修改或废止法律的权力，由议会行使。行政权，即治理整个国家内政外交的权力。这一实际主宰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大权的机构，就是资产阶级国家的中央政府。司法权，即监督法律的执行和行使审判的权力，由法院行使。三权之间，既相互分立，各有自己的职权范围，又相互制约，任何一方的权力都受到另一方的限制。这就是资产阶级国家所谓分权和制衡原则。休谟还指出，人们天生野心很大，他们的权欲永远不能满足。如果一个阶层的人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时能够掠夺其他一切阶层，他们肯定会这么干，并使自己尽可能地专断一切，不受制约。设计任何政府体制和确定该体制中的若干制约、监控机制时，必须把每个成员都设想为无赖之徒，并设想他的一切作为都是为了谋求私利，别无其他目标。也就是说，我们要假设所有掌权者都是无赖，都要加以防范，因为任何人都是可以被不受制约的权力腐蚀的。尽管事实上并不是所有政治家都是无赖，但是你要把他们看成无赖，要在这样的基础上设计你的制度。在我苗实看来，这个假设看似残酷，实则合理，而中国当下所存在的腐败泛滥就是明证。

       在我苗实通过近二十年努力，逐渐成长为独立经济学家之后，有不少网友问，您敢于议论政府，甚至大胆批评政府，是不是对政府很生气？我苗实回答道，生气肯定有过，但只是短暂的过渡，后来逐渐就不生气了。毕竟，已经认识到政府问题很多，肯定需要民主法治的不断修正，但是存在一个转型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为什么开始生气？因为当自己经过长期研究而提出的经济观点或主张迟迟不能，甚至根本不可能，形成被执行或落实的政策时，就多多少少有点生气，感觉怎么这样啊。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千辛万苦的劳动成果，不被认可，甚至被弃如敝屣的时候，生气是再正常不过的情绪反应。毕竟，至少不被重视，甚至个人还产生了一定的挫败感。譬如，我苗实就农民养老保障问题，写过两篇相当有影响的网络文章《60岁以上的农民应该有退休金吗？》和《再强烈呼吁农民养老金提至每月300元》。据统计，这两篇网络文章总点击有四十多万，总回复有六千多。尽管老百姓的呼声如此强烈，但是事后看来，政府却无动于衷，视而不见。那为什么后来不生气了呢？因为经过深入思考后，认识到研究与决策还不是一回事，它们之间存在着不远也不近的距离。说不远，是因为研究是决策的基础，而决策是研究的进一步完善。说不近，是因为研究是理论工作者的范畴，而决策是实践工作者的范畴。而且，研究更抽象，决策更具体，研究上行得通，未必决策上行得通。或者说，研究只是经济学专业内的探索，而决策是打通经济学内外之后的结果，前者单一复杂，后者综合复杂。佛教微博上说，面对生气，要学会「反观自照」，也就是照一照自己的心念，问问自己为什么生气？一旦常常照这面反省的镜子，就会发现，根本是可以不用生气的。很多人把小事当大事，其实，天下根本没有事，没有大事，没有小事，更没有需要生气的事。用理性解决，让自己安静下来，就可以把事情处理得更圆满。至于我苗实在多年奋斗之后，最终选择走独立研究之路，恩师白老先生还是很理解的，他在新浪微博上说，学会选择，主动放弃——命运注定不是自己的东西，即使再喜欢，再努力争取，也没有用。要有理智，学会选择，主动放弃。苗实的选择与放弃就很有特色，选择了走民间研究的路，放弃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