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约精神就是诚实的信守规则。但中国的文化往往在乎聪明，在乎变通，在乎兵不厌诈。比如说田忌赛马的故事，就是活生生地违反契约。上马对上马、中马对中马、下马对下马，这是赛马的规则，但是田忌却使用了下马对上马、上马对中马、中马对下马，这是典型的不讲规则；但却被中国人当做最经典的案例来崇拜。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更是蕴含了对规则的轻蔑。

有一天，我从北京赶回来，夜深了，在无锡站打的回家。

一路上，和出租司机闲聊。出租司机每天接触的人最多，天南海北，无所不包，成就了这个职业人员广阔的知识面和深刻的批判性。

我很喜欢听出租司机胡侃，老实话，北京的出租司机都不亚于纵横捭阖的演说家，一不小心某个司机就是八旗子弟的没落贵族。有一次，我打的去清华大学，我说从西南门进去，司机信心满满的说其他门也可以进，结果那一天其他门不让进。最后只能绕道西南门进去。下车时，48元打车费司机只收了我40元，并再三向我表示歉意，说耽误了我的时间，不好意思。这就是首都司机的风度。

那天路上，聊着聊着，司机突然问了一个困惑他很久的问题，说，外国人让人搞不懂。

也许是害怕中国人按照计时器收费绕远道，外国人打的都先谈价格。

司机当然都喜欢宰老外，明明很近的地方，就蒙老外千儿八百的，老外也好骗。一开始，司机不好意思，反复绕圈子，后来，干脆不绕圈子了，一会儿就送到位。只要约定在先，老外照样给钱，不折不扣，无怨无悔。

而一旦你说定了价格，譬如路上遇见施工，你不得不绕道，结果跑了很多冤枉路，大大超过了事先约定的价格。事实明明摆在那里，但你想老外增加一个子儿，也是门都没有。

司机弄不明白这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外国人这样。

我心头一震，见多识广的司机居然也不知道，这就是西方人的契约精神！

岂止司机，今天的中国还有多少人知道遵守契约精神呢？

有一次我们外出旅游，晚饭前我和朋友与两位领导玩牌，结果我们输了一局，愿赌服输，乖乖一个人拿出100元，晚上买零食。第二天，我和朋友大获全胜，那两个领导却拍拍屁股走人了，毫无赧颜之色。我和朋友面面相觑。这可是知识分子啊。

最后，我们得出结论，中国人普遍缺乏契约精神。

契约精神源自西方宗教中的立约，是西方文明社会的主流精神，其产生与宗教密不可分。

西方文明传统中的契约精神，首先表述在“神人立约”上。耶稣降生之后，上帝与人重新确立“新约”，把过去上帝与犹太人订立的称之为“旧约”。这种契约精神经犹太教、基督教的弘扬开来，在西方文化传统中根深蒂固。

契约是西方文明的基石，进而又成为西方商业文明的基础，在资本主义发展中起重要作用。契约代表着商业关系双方的承诺，信用与契约紧密关联。契约精神保证了商业文明的发展，商业文明又强化了契约精神。

正是这种契约精神，孕育了西方人的“诚信”观念，我们甚至可以说，契约精神本质上就是诚信精神。只有交易双方都能诚实守信，履行合约不折不扣，才能确保交易安全，社会稳定和谐。

那么，中国人为何没有契约精神呢？

首先是中国人普遍缺少宗教信仰。没有一个高悬头顶的神明，这就失去了一个无所不在的监督者，失去了一个保证契约正常履行强大的中间人，一切只能靠自己内心的道德律令，何其难也。

其次，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限制。契约精神产生于人神约定，孕育于商品交易。中国一直是农业社会，农业社会自给自足，而且，中国历代都是重农轻商，对商持贬抑态度，商品交易极为贫乏。偶有商品交易，也常常在熟人世界中运行，陌生人交易所需要的契约精神自然很难产生。

最要命的是，中国在于变通的文化基因。契约精神就是诚实的信守规则。但中国的文化往往在乎聪明，在乎变通，在乎兵不厌诈。比如说田忌赛马的故事，就是活生生地违反契约。上马对上马、中马对中马、下马对下马，这是赛马的规则，但是田忌却使用了下马对上马、上马对中马、中马对下马，这是典型的不讲规则；但却被中国人当做最经典的案例来崇拜。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更是蕴含了对规则的轻蔑。

宋定伯卖鬼中，鬼对人遵守契约，以诚相待，背着人走路，一是一，二是二。宋定伯却套鬼的话，问鬼怕什么。鬼和盘托出：惟不喜人唾。最后的结果就是宋定伯把口水吐到鬼身上，鬼化身为一只羊，宋定伯骗鬼卖鬼，得了五百钱。如此践踏契约的行为，却一直被我们奉为英雄，千载之下，让人们钦佩不已。

笑星赵本山的《卖拐》三部曲，愣是把一个好好的人忽悠瘸了，还引起了全民的狂欢，连续三年，一浪高过一浪，从卖拐，到卖担架。这哪里像一个正常的礼仪的民族，这简直就是一个大忽悠带着一大群小忽悠的群氓时代。

艺术都是生活的真实反映。

2008年10月，佳士得拍卖圆明园鼠首和兔首铜像。中国籍男子蔡铭超以总计3149万欧元成功竞拍。但此后，蔡铭超多次高调表示绝不会付款，只是要让这次竞拍流拍。蔡铭超的行为，赢得国内网民的民族英雄的山呼海啸，但也让世界舆论哗然。

爱国固然没错，但以破坏契约的方式来爱国，而且举国赞同，对国家信誉的损害却也不能说不大。因为社会不讲契约，导致中国的诚信教育，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的基本判断是社会无契约，教育没诚信。教育中的诚信不可能白手起家，凭空建造。退一万步，就算这样的诚信建立起来了，将来孩子们走上社会，也会不断碰壁，以致头破血流，惨不忍睹。

诚信的建设一定要以制度来保障，要有巨大的惩罚措施，使得不诚信的人所失大于所得，而且总是如此，人们就会选择诚信。也就是说，最初，诚信只是一种选择，久而久之，诚信会成为一种道德。

其实西方人并不比我们守信，而是不遵守信用的代价超出了他们的想象，没有诚信的西方人简直寸步难行，生不如死。这就迫使他们像珍惜自己的眼睛一样珍惜诚信。对西方人来说，失去信用，就是失去精神生命，这两者没什么区别。

我曾经带队去美国，发现很多美国家庭都希望中国孩子住在自己家，一开始我以为他们是为了获得一些费用，后来才明白，她们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信用。因为帮助外籍人员，宣扬美国形象，这些家庭将会在社区里获得一些信用积分。这些信用对外国人至为重要。银行贷款，融资，租赁什么的，都需要信用来保障。

譬如美国的校车司机就是一个大美差，只能由根红苗正的人担任，因为责任重大，美国的校车司机信用指数极高，非常受人尊重。在美国做校车司机那是非常了不起的，常常是世袭。套用前总理的一句话，信用比黄金还宝贵。

我看三国，最不喜欢的人就是诸葛亮，在荆州这件事情上，诸葛亮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何尝有过一点点契约精神？

其实，我们曾经也有过伟大的契约精神。比如尾声，为了守候自己的女人，为了一个约定，他在桥柱下等待，结果洪水来了。但尾声为了守护对自己女人的承诺，抱住柱子不走，最终被大水淹死。伟大的诗人李白也为之感叹：常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但后世之人却常常嘲笑尾声。这是普天之下最大的傻瓜。其实历史上还有一个更值得敬重的人，他就是宋襄公。

当年宋楚争霸，爆发了著名的泓水之战。楚强宋弱，但宋军先在泓水北岸占据有利地形。等到楚军正渡过一半泓水时，子鱼赶紧向宋襄公请示：“敌众我寡，敌人刚刚渡过一半河流，此时出击，一定能大获全胜，请允许我攻击。”

宋襄公看了看：不行，趁人之危，打不得。子鱼遵命，只好眼睁睁看着敌人过河而来。等楚军过了河，还没来得及排成列。子鱼心急火燎，又建言攻打。宋襄公说，还不行，继续等着。

直到楚军排好兵布好阵，宋襄公才下达攻击的命令。宋军失去时机，根本不是对手，宋军大败，宋襄公也差点丧命。但宋襄公却并不后悔，因为他遵守了公平作战的契约。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翻译过来就是，“品德高尚的人，不能使受伤的敌人再次受伤，不捉拿头发有黑白两色的老人。古代作战的人，不凭借险要之地。我虽然是亡国者的后代，但也绝不攻击没有排成队列的敌人。”

毛主席点评宋襄公这么说：宋襄公是蠢猪式的仁义！之所以我们全民嘲弄尾声和宋襄公，乃是我们中国人太聪明了，太会算计了。中国人更崇尚的是“聪明”，而不是诚信。我们向来缺乏契约文化，自然也缺少诚信基因。

如果在西方，宋襄公的命运会截然不同。公元1135年，英国国王亨利一世去世，他的外甥斯蒂芬和他的外孙亨利二世都有望继位。结果斯蒂芬捷足先登，抢先登上了王位。亨利二世不干了，就在欧洲组织了一支雇佣军来攻打斯蒂芬。由于亨利二世经验不足，仓促出兵，等大军千里迢迢开到了英伦三岛，仗还没打，钱就花完了，粮也吃完了。大军饥肠辘辘，非常被动。

亨利二世于是给敌人斯蒂芬写了一封求援信，说我在攻打你的时候，准备不周，现在一没钱二没粮，您能不能给我一点接济，让我把这些雇佣军遣散回欧洲。斯蒂芬慷慨解囊，给了亨利二世一大笔钱。

几年之后，亨利二世准备充足了，发动了第二次战争来争夺王位。这一次，亨利二世大获全胜。但亨利二世居然和斯蒂芬签订盟约，说国王还是你继续干，只需立我为太子，一旦您百年之后，王位由我继承。于是，彼此皆大欢喜。这哪里像是打仗，这简直就是中国人过家家，但这就是伟大的契约精神，骑士精神。但伟大的契约精神的真正实现，还必须要有一个高贵的对手，契约双方应该是对等的，不能有一方失衡，否则这个体系就会坍塌。

我常常会想起印度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我承认甘地的隐忍牺牲精神的伟大；但我同时也极为佩服英国殖民者，他们是合格的称职的高素质的对手。

甘地的“非暴力”实质是以吃苦隐忍的精神、以道义的力量邀请对方共同遵守人类的文明准则。它的真正难度在于对手也必须是一个讲究基本游戏规则的人，否则，你对他“非暴力”，他却总是对你“暴力”，结果可想而知。

甘地一生共绝食16次，其中针对政府的几乎每一次都使英国统治者大为惶恐，不得不让步。但在这种“让步”的背后，其实是一种“人的生命观念”在转变，我们可以设想，假如甘地的绝食不是“示威”给英国人，而是希特勒，是斯大林，其结果就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

宋襄公的可悲之处在于他没有遇到一个更加高贵的对手，他的公平作战只是便宜了小人。中国偶尔闪过的一些契约精神，一下子就消失殆尽了。

偶然读到美国的这个故事，我的心一下子就柔软了。

在美国纽约哈德逊河畔，离美国18届总统格兰特陵墓不到 100米处，有一座孩子的坟墓。在墓旁的一块木牌上，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1797年7月15日，一个年仅5岁的孩子不幸坠崖身亡，孩子的父母悲痛欲绝，便在落崖处给孩子修建了一座坟墓。

后因家道衰落，这位父亲不得不转让这片土地，他对新主人提出了一个特殊要求：把孩子坟墓作为土地的一部分永远保留。新主人同意了这个条件，并把它写进了契约。100年过去后，这片土地辗转卖了许多家，但孩子的坟墓仍然留在那里。

1897年，这块土地被选为总统格兰特将军的陵园，而孩子的坟墓依然被完整的保留了下来，成了格兰特陵墓的邻居。

又一个100年过去了，1997年7月，格兰特将军陵墓建成100周年时，当时的纽约市长来到这里，，在缅怀格兰特将军的同时，重新修整了孩子的坟墓，并亲自撰写了孩子墓地的故事，让它世世代代流传下去。

那份延续了200年的契约揭示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承诺了，就一定要做到，这就是伟大的契约精神。

人和人之间并非孤立无关的，每个人都是一块小小的泥土，连缀起整个大陆。人来到这世间，作为社会的高级动物，是订有契约的：物质利益的来往，有法律的契约；行为生活的交往，有精神的契约。诚信，实质上就是一种精神契约。遵守契约的人是明智的，信守契约的人是高贵的。懂得为自己的契约买单，实质上是给自己的人格保险。

孔子云，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得黄金万两，不如得季布一诺，这就是所谓的一诺千金，可是，究竟是在什么时候，我们整个民族失去了仅有的一点温存和诚信呢？

而最要命的是，契约一旦遭到破坏，就很难再次建立。犹如精美的瓷器，可贵的东西总是易碎的。还是那个残酷的寓言说得好，说谎的孩子，选择了不诚信，就只能被狼吃掉。

契约精神就是诚实的信守规则。但中国的文化往往在乎聪明，在乎变通，在乎兵不厌诈。比如说田忌赛马的故事，就是活生生地违反契约。上马对上马、中马对中马、下马对下马，这是赛马的规则，但是田忌却使用了下马对上马、上马对中马、中马对下马，这是典型的不讲规则；但却被中国人当做最经典的案例来崇拜。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更是蕴含了对规则的轻蔑。

有一天，我从北京赶回来，夜深了，在无锡站打的回家。

一路上，和出租司机闲聊。出租司机每天接触的人最多，天南海北，无所不包，成就了这个职业人员广阔的知识面和深刻的批判性。

我很喜欢听出租司机胡侃，老实话，北京的出租司机都不亚于纵横捭阖的演说家，一不小心某个司机就是八旗子弟的没落贵族。有一次，我打的去清华大学，我说从西南门进去，司机信心满满的说其他门也可以进，结果那一天其他门不让进。最后只能绕道西南门进去。下车时，48元打车费司机只收了我40元，并再三向我表示歉意，说耽误了我的时间，不好意思。这就是首都司机的风度。

那天路上，聊着聊着，司机突然问了一个困惑他很久的问题，说，外国人让人搞不懂。

也许是害怕中国人按照计时器收费绕远道，外国人打的都先谈价格。

司机当然都喜欢宰老外，明明很近的地方，就蒙老外千儿八百的，老外也好骗。一开始，司机不好意思，反复绕圈子，后来，干脆不绕圈子了，一会儿就送到位。只要约定在先，老外照样给钱，不折不扣，无怨无悔。

而一旦你说定了价格，譬如路上遇见施工，你不得不绕道，结果跑了很多冤枉路，大大超过了事先约定的价格。事实明明摆在那里，但你想老外增加一个子儿，也是门都没有。

司机弄不明白这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外国人这样。

我心头一震，见多识广的司机居然也不知道，这就是西方人的契约精神！

岂止司机，今天的中国还有多少人知道遵守契约精神呢？

有一次我们外出旅游，晚饭前我和朋友与两位领导玩牌，结果我们输了一局，愿赌服输，乖乖一个人拿出100元，晚上买零食。第二天，我和朋友大获全胜，那两个领导却拍拍屁股走人了，毫无赧颜之色。我和朋友面面相觑。这可是知识分子啊。

最后，我们得出结论，中国人普遍缺乏契约精神。

契约精神源自西方宗教中的立约，是西方文明社会的主流精神，其产生与宗教密不可分。

西方文明传统中的契约精神，首先表述在“神人立约”上。耶稣降生之后，上帝与人重新确立“新约”，把过去上帝与犹太人订立的称之为“旧约”。这种契约精神经犹太教、基督教的弘扬开来，在西方文化传统中根深蒂固。

契约是西方文明的基石，进而又成为西方商业文明的基础，在资本主义发展中起重要作用。契约代表着商业关系双方的承诺，信用与契约紧密关联。契约精神保证了商业文明的发展，商业文明又强化了契约精神。

正是这种契约精神，孕育了西方人的“诚信”观念，我们甚至可以说，契约精神本质上就是诚信精神。只有交易双方都能诚实守信，履行合约不折不扣，才能确保交易安全，社会稳定和谐。

那么，中国人为何没有契约精神呢？

首先是中国人普遍缺少宗教信仰。没有一个高悬头顶的神明，这就失去了一个无所不在的监督者，失去了一个保证契约正常履行强大的中间人，一切只能靠自己内心的道德律令，何其难也。

其次，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限制。契约精神产生于人神约定，孕育于商品交易。中国一直是农业社会，农业社会自给自足，而且，中国历代都是重农轻商，对商持贬抑态度，商品交易极为贫乏。偶有商品交易，也常常在熟人世界中运行，陌生人交易所需要的契约精神自然很难产生。

最要命的是，中国在于变通的文化基因。契约精神就是诚实的信守规则。但中国的文化往往在乎聪明，在乎变通，在乎兵不厌诈。比如说田忌赛马的故事，就是活生生地违反契约。上马对上马、中马对中马、下马对下马，这是赛马的规则，但是田忌却使用了下马对上马、上马对中马、中马对下马，这是典型的不讲规则；但却被中国人当做最经典的案例来崇拜。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更是蕴含了对规则的轻蔑。

宋定伯卖鬼中，鬼对人遵守契约，以诚相待，背着人走路，一是一，二是二。宋定伯却套鬼的话，问鬼怕什么。鬼和盘托出：惟不喜人唾。最后的结果就是宋定伯把口水吐到鬼身上，鬼化身为一只羊，宋定伯骗鬼卖鬼，得了五百钱。如此践踏契约的行为，却一直被我们奉为英雄，千载之下，让人们钦佩不已。

笑星赵本山的《卖拐》三部曲，愣是把一个好好的人忽悠瘸了，还引起了全民的狂欢，连续三年，一浪高过一浪，从卖拐，到卖担架。这哪里像一个正常的礼仪的民族，这简直就是一个大忽悠带着一大群小忽悠的群氓时代。

艺术都是生活的真实反映。

2008年10月，佳士得拍卖圆明园鼠首和兔首铜像。中国籍男子蔡铭超以总计3149万欧元成功竞拍。但此后，蔡铭超多次高调表示绝不会付款，只是要让这次竞拍流拍。蔡铭超的行为，赢得国内网民的民族英雄的山呼海啸，但也让世界舆论哗然。

爱国固然没错，但以破坏契约的方式来爱国，而且举国赞同，对国家信誉的损害却也不能说不大。因为社会不讲契约，导致中国的诚信教育，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的基本判断是社会无契约，教育没诚信。教育中的诚信不可能白手起家，凭空建造。退一万步，就算这样的诚信建立起来了，将来孩子们走上社会，也会不断碰壁，以致头破血流，惨不忍睹。

诚信的建设一定要以制度来保障，要有巨大的惩罚措施，使得不诚信的人所失大于所得，而且总是如此，人们就会选择诚信。也就是说，最初，诚信只是一种选择，久而久之，诚信会成为一种道德。

其实西方人并不比我们守信，而是不遵守信用的代价超出了他们的想象，没有诚信的西方人简直寸步难行，生不如死。这就迫使他们像珍惜自己的眼睛一样珍惜诚信。对西方人来说，失去信用，就是失去精神生命，这两者没什么区别。

我曾经带队去美国，发现很多美国家庭都希望中国孩子住在自己家，一开始我以为他们是为了获得一些费用，后来才明白，她们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信用。因为帮助外籍人员，宣扬美国形象，这些家庭将会在社区里获得一些信用积分。这些信用对外国人至为重要。银行贷款，融资，租赁什么的，都需要信用来保障。

譬如美国的校车司机就是一个大美差，只能由根红苗正的人担任，因为责任重大，美国的校车司机信用指数极高，非常受人尊重。在美国做校车司机那是非常了不起的，常常是世袭。套用前总理的一句话，信用比黄金还宝贵。

我看三国，最不喜欢的人就是诸葛亮，在荆州这件事情上，诸葛亮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何尝有过一点点契约精神？

其实，我们曾经也有过伟大的契约精神。比如尾声，为了守候自己的女人，为了一个约定，他在桥柱下等待，结果洪水来了。但尾声为了守护对自己女人的承诺，抱住柱子不走，最终被大水淹死。伟大的诗人李白也为之感叹：常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但后世之人却常常嘲笑尾声。这是普天之下最大的傻瓜。其实历史上还有一个更值得敬重的人，他就是宋襄公。

当年宋楚争霸，爆发了著名的泓水之战。楚强宋弱，但宋军先在泓水北岸占据有利地形。等到楚军正渡过一半泓水时，子鱼赶紧向宋襄公请示：“敌众我寡，敌人刚刚渡过一半河流，此时出击，一定能大获全胜，请允许我攻击。”

宋襄公看了看：不行，趁人之危，打不得。子鱼遵命，只好眼睁睁看着敌人过河而来。等楚军过了河，还没来得及排成列。子鱼心急火燎，又建言攻打。宋襄公说，还不行，继续等着。

直到楚军排好兵布好阵，宋襄公才下达攻击的命令。宋军失去时机，根本不是对手，宋军大败，宋襄公也差点丧命。但宋襄公却并不后悔，因为他遵守了公平作战的契约。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翻译过来就是，“品德高尚的人，不能使受伤的敌人再次受伤，不捉拿头发有黑白两色的老人。古代作战的人，不凭借险要之地。我虽然是亡国者的后代，但也绝不攻击没有排成队列的敌人。”

毛主席点评宋襄公这么说：宋襄公是蠢猪式的仁义！之所以我们全民嘲弄尾声和宋襄公，乃是我们中国人太聪明了，太会算计了。中国人更崇尚的是“聪明”，而不是诚信。我们向来缺乏契约文化，自然也缺少诚信基因。

如果在西方，宋襄公的命运会截然不同。公元1135年，英国国王亨利一世去世，他的外甥斯蒂芬和他的外孙亨利二世都有望继位。结果斯蒂芬捷足先登，抢先登上了王位。亨利二世不干了，就在欧洲组织了一支雇佣军来攻打斯蒂芬。由于亨利二世经验不足，仓促出兵，等大军千里迢迢开到了英伦三岛，仗还没打，钱就花完了，粮也吃完了。大军饥肠辘辘，非常被动。

亨利二世于是给敌人斯蒂芬写了一封求援信，说我在攻打你的时候，准备不周，现在一没钱二没粮，您能不能给我一点接济，让我把这些雇佣军遣散回欧洲。斯蒂芬慷慨解囊，给了亨利二世一大笔钱。

几年之后，亨利二世准备充足了，发动了第二次战争来争夺王位。这一次，亨利二世大获全胜。但亨利二世居然和斯蒂芬签订盟约，说国王还是你继续干，只需立我为太子，一旦您百年之后，王位由我继承。于是，彼此皆大欢喜。这哪里像是打仗，这简直就是中国人过家家，但这就是伟大的契约精神，骑士精神。但伟大的契约精神的真正实现，还必须要有一个高贵的对手，契约双方应该是对等的，不能有一方失衡，否则这个体系就会坍塌。

我常常会想起印度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我承认甘地的隐忍牺牲精神的伟大；但我同时也极为佩服英国殖民者，他们是合格的称职的高素质的对手。

甘地的“非暴力”实质是以吃苦隐忍的精神、以道义的力量邀请对方共同遵守人类的文明准则。它的真正难度在于对手也必须是一个讲究基本游戏规则的人，否则，你对他“非暴力”，他却总是对你“暴力”，结果可想而知。

甘地一生共绝食16次，其中针对政府的几乎每一次都使英国统治者大为惶恐，不得不让步。但在这种“让步”的背后，其实是一种“人的生命观念”在转变，我们可以设想，假如甘地的绝食不是“示威”给英国人，而是希特勒，是斯大林，其结果就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

宋襄公的可悲之处在于他没有遇到一个更加高贵的对手，他的公平作战只是便宜了小人。中国偶尔闪过的一些契约精神，一下子就消失殆尽了。

偶然读到美国的这个故事，我的心一下子就柔软了。

在美国纽约哈德逊河畔，离美国18届总统格兰特陵墓不到 100米处，有一座孩子的坟墓。在墓旁的一块木牌上，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1797年7月15日，一个年仅5岁的孩子不幸坠崖身亡，孩子的父母悲痛欲绝，便在落崖处给孩子修建了一座坟墓。

后因家道衰落，这位父亲不得不转让这片土地，他对新主人提出了一个特殊要求：把孩子坟墓作为土地的一部分永远保留。新主人同意了这个条件，并把它写进了契约。100年过去后，这片土地辗转卖了许多家，但孩子的坟墓仍然留在那里。

1897年，这块土地被选为总统格兰特将军的陵园，而孩子的坟墓依然被完整的保留了下来，成了格兰特陵墓的邻居。

又一个100年过去了，1997年7月，格兰特将军陵墓建成100周年时，当时的纽约市长来到这里，，在缅怀格兰特将军的同时，重新修整了孩子的坟墓，并亲自撰写了孩子墓地的故事，让它世世代代流传下去。

那份延续了200年的契约揭示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承诺了，就一定要做到，这就是伟大的契约精神。

人和人之间并非孤立无关的，每个人都是一块小小的泥土，连缀起整个大陆。人来到这世间，作为社会的高级动物，是订有契约的：物质利益的来往，有法律的契约；行为生活的交往，有精神的契约。诚信，实质上就是一种精神契约。遵守契约的人是明智的，信守契约的人是高贵的。懂得为自己的契约买单，实质上是给自己的人格保险。

孔子云，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得黄金万两，不如得季布一诺，这就是所谓的一诺千金，可是，究竟是在什么时候，我们整个民族失去了仅有的一点温存和诚信呢？

而最要命的是，契约一旦遭到破坏，就很难再次建立。犹如精美的瓷器，可贵的东西总是易碎的。还是那个残酷的寓言说得好，说谎的孩子，选择了不诚信，就只能被狼吃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