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录自李剑宏著《王权论》第四章第一节
　　多国君王曾就如何行政请教孔子，孔子则针对不同的对象作出不同的回答。鲁哀公就如何行政的问题请教孔子时，孔子说：“好的行政在于选用贤才。”子贡向孔子询问原因。孔子说：“鲁哀公有三个大臣，他们对外阻碍和拒绝来自四方诸侯国家的有志之士，对内勾结在一起愚弄他们的国君，将来导致宗庙无人打扫、社稷之神无人供奉的，一定是这三个人，所以我对哀公说‘好的行政在于选用贤才’。”（据《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节译）
　　在《韩非子•难三》篇中，韩非子认为孔子对鲁哀公的回答是亡国之言。孔子用“选用贤才”去告诫哀公，这不是有实际效果的见解。假如哀公知道那三位大臣对外拒贤对内勾结的事实，他们三人就连一天也不能在哀公的朝廷里呆下去。问题的关键在于——鲁哀公不知道选什么样的贤才，他只是选自己所认为的贤才，那三人之所以得以重用，恰恰是鲁哀公认为这三个人是贤能的人。
　　韩非子就此举例说：燕国国君哙认为子之这个人贤能而荀子不是贤能之人，所以他最后被子之弑杀；夫差认为宰嚭有才能而伍子胥无才能，所以被宰嚭花言巧语所误，最后被越国所灭。鲁君不一定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贤才，而孔子用“选用贤才”去告诫他，这等于是让哀公去坐受夫差、燕哙那样的灾难。
　　韩非子提出的办法是：真正贤明的君主从不主观地选拔大臣，而让实际政绩去荐举大臣；从不主观地判断谁是贤人，而让实际政绩来展示谁是贤人。根据其职务来考察工作情况，根据其工作情况来测试工作能力，根据其工作能力来要求实际政绩，所以群臣能够公正无私，不阻挡贤人，不推举无德无能的人。这样君主在选用贤才方面还会有什么劳苦呢？
　　韩非子认为：对于不同君王对如何行政的回答，只要一句话就可以免除他们的忧虑：明察下情。明察下情就能把奸邪禁绝在微小的阶段；禁绝在微小的阶段，奸邪就不会积累，没有积累，就不会勾结；不勾结，就公私分明；公私分明，帮伙就会解体；帮伙解体，就没有对外拒贤和对内勾结的忧虑。同时，明察下情，就能看透事理；看得透，就赏罚分明；赏罚分明，国家就不贫穷。
　　韩非子对这一问题实质的把握是相当深刻的。实际上，后世帝王也往往发生类似的错误。据《资治通鉴•卷第二十九•汉纪二十一•孝元皇帝下》记载：西汉孝元帝刘奭为人“牵制文义、优游不断”。所谓“牵制文义”，是中国古代史官用这个非常文雅、含蓄的修辞来批评他是一个书呆子，只会夸夸其谈、纸上谈兵，缺少治理国家的务实精神，不具有韩非子所指的“形名参同”考核官员的求实本领；所谓“优游不断”，就是临事犹豫，迟迟不能决断，导致好事被耽搁，好人废置在野，坏事积弊日久而不能除，明知谗佞在朝却不罢黜，由于“善善不能用，恶恶不能去”，最终酿成“谗佞用权”、“党亲连体根据于朝廷”。事实上，他的父亲汉宣帝也曾对他有过定论。据《资治通鉴•卷第二十七•汉纪十九•中宗孝宣皇帝下》记载：刘奭做太子时，曾说他父亲宣帝“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生气地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并叹息着说：“乱我家者，太子也！”汉宣帝对刘奭缺乏雷厉风行、杀伐决断的硬朗手段是非常担心的。
　　果不其然，孝元帝刘奭即位以后，重用奸佞之臣石显，“事无大小，因显白决，贵幸倾朝”。石显此人“久典枢机，明习文法”，是在中央政府机关长期担任要职的人，故而做事玲珑巧慧、机心深沉。在这批谗佞之徒的把持下，很快出现了诸多天灾人祸，以致民不聊生。著名易学家京房见国是日非，就把灾异和易学联系起来，向元帝进言说：“古帝王以功举贤，则万化成，瑞应著；末世以毁誉取人，故功业废而致灾异。宜令百官各试其功，灾异可息。”这番话是非常有深意的，实际是通过灾异和政治相联系，吓阻元帝不再以毁誉来选拔官员，而是用“形名参同”的办法按照臣子的真实政绩来任免官员。这一策略性的主张果然得到了元帝的同意。
　　这时候，易学家京房和元帝发生了一次意味深远的对话，对话内容层层相扣，京房对元帝循循善诱，颇有柏拉图《理想国》论辩的风采，堪称“千古之论”：
　　京房问元帝：“周幽王、周厉王为何会处境危险，他们重用的是什么人？”
　　元帝回答：“这两个君王昏庸，任用的人巧言令色、奸佞邪恶，所以导致自身处境危险。”
　　京房说：“任何人都知道任用巧佞之人国家就会发生危亡。这两个君王任用这样的人，莫非他们当时以为这些人都是贤人吗？”
　　元帝回答：“他们在当时的确以为这些人是贤能之人。”
　　京房问：“那么为什么现在知道这些人不是贤能之人呢？”
　　元帝回答：“因为后来国家大乱而君王遭遇了危险才知道的。”
　　京房说：“任用贤能之人治理国家，国家必然大治；任用不贤能的人治理国家，国家必然大乱，这是必然的规律。周幽王、周厉王为什么觉察不到这些人都不是贤能的人，为什么不重新改任那些真正贤能的人，以至于后来发展到亡国亡身的地步呢？”
　　元帝回答说：“这些亡国之君，都认为自己的臣子是真正贤能的人；如果他们都能够觉察到自己所用的并非是贤能之人，这天底下哪里会有亡国之君呢？”
　　京房说：“齐桓公、秦二世胡亥也是对周幽王、周厉王这样的亡国之君嗤之以鼻的；但是他们却任用了竖刁、赵高这样的奸佞之人，政治局面越来越混乱，漫山遍野都是强盗和偷窃者，为什么他们没有预料到自己会发生和周幽王、周厉王一样的亡国亡身的结果呢？”
　　元帝说：“只有懂得天地治理之道的人才能够预知未来啊！”
　　京房于是脱掉帽子，跪在地上说：“《春秋》一书记录了二百四十二年的灾异之事，以此警示后世的君王。现在陛下即位以来，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陨、夏霜、冬雷、春凋、秋荣、陨霜不杀、水灾、旱灾、蝗灾，人民遭受饥饿和瘟疫，盗贼遍地都是，监狱住满了犯人，《春秋》所记述的所有灾异之事在现代都已经全部出现了，陛下认为现在是治世，还是乱世呢？”
　　元帝说：“是乱世啊，这还用说嘛！”
　　京房说：“那么现在您重用的人是谁？”
　　元帝回答：“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但我觉得似乎是这个人造成的，又似乎觉得不是这个人造成的。”
　　京房说：“历史上那些亡国之君，都是像您这样想的。我担心后世看您今天，就像您看历史上的亡国之君一样啊！”
　　元帝沉默良久，问：“现在乱我国家的人是谁？”
　　京房回答：“圣明的君主自己知道。”
　　元帝说：“我不知道啊，怎么办呢，怎样辨别这个人呢？”
　　京房说：“您最信任的，能和您一起在密室谋划的，有权力任免文武百官的人就是了。”这就非常明确地点明是石显。
　　元帝也明白了京房所指的人是石显，说：“我已经知道是谁了。”
　　但是，这番对话结束以后，元帝仍然没有罢退石显。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第二十七•汉纪十九•中宗孝宣皇帝下》记录了这段对话之后，气愤地加了一段评语说：“人君之德不明，则臣不虽欲竭忠，何自而入乎？观京房之所以晓孝元，可谓明白切直矣，而终不能寤，悲夫！”气归气，司马光还是要把《资治通鉴》写完的。但是我们通过这段对话已经非常清楚地明白一个道理：国家有乱，必有奸臣；君王昏庸，自己成“壅”。君王昏庸，没有治理天下的手段，那一定是被臣子所玩弄和利用的。
　　那么，“奸”的官员在官场都有哪些具体表现呢？通过《资治通鉴》我们大致可以归纳出九点官场处世术：
　　一、开会时提出建议，只列出事实和理由，让决策者自己决定，以避免和决策者面对面地发生争执，引起决策者的不快，即所谓不要“面折廷争”；
　　二、请示任何问题，只要决策者认为不可，就不再坚持；
　　三、评价其他官员，无论公私场合，都赞扬别人的优点和长处，摆出一副看淡名利、与世无争的样子，掩饰内心对他人的憎恶；
　　四、和其他人一起就某个问题提出一致的主张时，先让别人发言，而自己随后补充，以防出现预料不到的情况；
　　五、外表宽厚随和，实际心机很深，凡是曾经关系不合的人，不论关系远近，虽然装作友善，后来终究要予以报复；
　　六、在开会场合，就像不会说话的人，不在公开场合发表独立见解，以免遭到众人的嫉恨，而私底下见到决策者时，言语非常切直中肯，毫不避讳，向决策者展现自己的才华能力；
　　七、在官场拉帮结派，对小集团内部的人十分亲近厚待；
　　八、达官显贵之门不辞劳苦地造访；
　　九、处危难之境，一定小心谨慎，不乱说一句话，不乱写一个字，作出俯首听命、无怨无悔的样子，内心悲愤、外表恬静，咬紧牙关度过艰难时刻，以求死灰复燃卷土重来。
　　君王若要辨别奸邪，必须借助“术”。哪怕是非常聪明的政治家，也必须要借助一定的手段才能识别人才。《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三·唐纪九·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上之中》记载了一段非常深刻的对话：
　　李世民问房玄龄等大臣：“隋文帝杨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回答说：“隋文帝励精图治，每天从早到晚议政，吃饭很简单，性情虽然不够仁厚，但也算得上是有为的君王。”李世民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隋文帝为人‘不明而喜察’，‘不明’就觉察不到那些奸邪之人的行为和妨碍政治的不便措施，‘喜察’就好怀疑别人，所有事情靠自己决断，而不依赖群臣。天下如此广大，不得不日理万机，就算非常劳苦耗神，怎么能做到每件事都正确呢？群臣既然了解了隋文帝的独断专行，就不敢对处理不当的事情提出意见了，所以隋朝二世而亡。我和隋文帝不一样，我任用天下最优秀的德才兼备之人才，按照能力大小授予官职，让他们操心管理天下众多的事务，再由宰相把关，对国家大政方针深思熟虑，然后才报告给我。群臣有功，我就赏赐；群臣无能，我就惩罚，还有谁敢不尽心职守，天下怎么能不得到好的治理呢？”
　　隋文帝因为对臣子虽然心存怀疑，却没有能力证实他们渎职，不得不自己操作所有政治事务，结果导致种种政治弊端，丧失了政权。李世民仅用用“二柄”和“形名参同”思想，就实现了“贞观之治”，这即是君王用“术”最经典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