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机构把它们的入职培训转向教练以及教练式管理模式。以下是一个例子。我被委派参加一个为期三年的欧盟项目，任务是计划和推荐一些程序，借此可以使欧洲的驾驶培训从指令式转向教练式。这项工作的根据就是大量年轻男性驾车造成的车祸是由情感失当而不是技术因素造成。这正是教练能够处理的领域；发号施令对此根本无能为力。欧洲有50万名驾驶教练，仅英国就有4万名，而且每年还会增加4000名新手。另外一个例子，人们越来越关注医疗制度及其技术偏见。家庭医生对待病人的态度以往是多么令人舒服，而今变得程式化和没有人情味。虽然媒体在批评英国的国民医疗服务制度，但大多数人在被间及个人感受时却表示满意。与此相比，美国的医疗制度则算得上是一个耻辱，花费不少，效果甚微。美国人均医疗花费远远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但在服务质量上仅仅排在20位左右。整个医疗体系被制药和保险业所绑架，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不是保健的最优化。
    我们要教育人们以及病人为自己的健康负责，这样所产生的益处远超过医药工业的贡献，而且花费小得多。这并不是政府多管闲事，恰恰相反，是使人们更好地照顾好自己。这个问题与欧洲驾驶员培训项目的教练有相同之处，就是双方都需要负起责任，这也是教练所能够达到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