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中美之间贸易纠纷案例的增多，随着中国越来越庞大的内部能源需求对世界市场的影响迅速扩大，中国和仍然在西方主导下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冲突越来越明显。这种冲突不仅表现在经济学意义上的供应和需求方面，而且更为重要的也表现在地缘政治学意义上的中国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代言国家的战略利益的冲突上。一些西方观察家因此开始怀疑中国政府提出的“和平发展”或“和平崛起”国际战略。

尽管中国和全球资本主义之间在一些方面的冲突在所难免，但这些冲突并不都是负面消极的。要对冲突作具体的分析。冲突可以表现在各个不同的方面，包括经济、战略、政治、军事和文化上的。不能把所有这些冲突混为一谈。

迄今为止，中国和西方为主导的世界体系之间的冲突主要表现在经济层面。但这些冲突都可以在中国的“和平发展”（即多边主义和经济外交）构架内得到解决，并且这种冲突和传统意义上的以军事冲突为核心的国际冲突具有不同的性质。前者如果解决得当，可以变成一种双赢游戏，而后者则只能是一种零和游戏。中国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经济层面的冲突并不对“和平发展”或“和平崛起”战略构成威胁，以多边主义和经济外交为主体的国际战略仍然是中国崛起最有效的国际战略。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这样一个越来越庞大的经济体，一旦成为现存世界经济体的一部分，必然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这个经济体。中国和世界经济体之间所发生的冲突表现为必然性，是因为中国和世界经济体之间有一个磨合的过程。但磨合是双方面的。中国因为融入世界经济体而改变自己，世界经济体也因为有了中国而在改变自己。用较为学术的语言来讲，这是一个相互转型(mutually transforming)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冲突不可避免，但只要存在着解决各种冲突的构架，就会有合作的基础。冲突和合作是天然一体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人们可以忽视经济面的冲突。这是因为对任何一个主权国家来说，经济、政治、战略等各方面的利益很难区分开来，经济面的冲突如果解决不了，就有可能演变成其他方面的冲突。因此，如何直面冲突、有效管理冲突乃是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所面临的挑战.

01 中国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三个主要阶段

在第一个阶段，也就是中国刚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时候，中国政府主动实行开放政策。“请进来”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中国通过把全球资本“请进来”发展自己的经济。“请进来”开始时大多是海外华人资本，欧美资本随后。这一政策非常成功。它很快结束了改革前中国较为封闭的状态，为国民经济的发展造就了巨大的动力。

在第二个阶段，中国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主要表现为“接轨”。和世界体系“接轨”表现在两个主要的方面。一方面是中国政府改革内部的各种制度机制来适应世界体系，另一方面是中国加入诸如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经济组织。在不长的时间里，中国已经加入了几乎是所有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和区域经济组织。

那么，为什么中国和全球资本主义之间的冲突在近年来越来越明显了呢？这主要是因为两者之间的关系已经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即中国“走出去”的阶段。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从一个资本短缺的国家转型成为资本过剩的国家。应当指出的是，中国的民族资本，尤其是私人资本，在国内的环境并不理想。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总体环境是“亲商”的，但主要是“亲外商”的。外国资本一直享有比本国资本更好的待遇。民族资本直到今天还没有外资的待遇。今天，民族资本在国内面临外资的强大压力。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旦被容许，民族资本就要到处寻找发展的机会。与所有国家的资本一样，中国资本也会按照资本自身的规律走向能够盈利的地方。同时，充裕的资本也使得中国有能力购买大量的原材料以满足国内发展的需要。

中国资本“走出去”（主要通过企业“走出去”的形式）本来就是一个积极的因素。例如中国的“请进来”政策使得很多国际资本流入中国，必然限制了这些资本流入其它也需要这些资本输入的发展中国家。一些国家，尤其在东南亚，因此在一段时间里有“中国经济威胁论”的说法。现在，中国资本的“走出去”对这些国家来说，无疑是个很好的现象。因为和其他资本一样，中国资本也能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为当今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注入了全新的动力。现在已经很难想象一个没有中国的世界经济体系了。中国为全球市场提供着源源不断的价廉商品，为原材料生产国提供了一个新的“客户”选择，崛起中的中国中产阶级更是为发达国家提供了一个倾销高档商品的巨大市场。

02 中美贸易摩擦背后的政治经济学

既然中国的经济崛起产生了这么多的正面效应，那为什么又表现出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之间有冲突呢？这里既有经济上的因素，也有政治和战略方面的原因。

在经济层面，随着中国经济体的壮大，内部的供应和需求都可以产生巨大的外部影响力。在供应方面，因为中国内部价廉的生产要素（主要是劳动力和土地），中国正在生产出越来越多的价廉商品，供应全球市场，从而影响当地产品的价格。“中国制造”，确切地说，是“中国组装”，可能是当代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最具特色的现象。在需求方面，中国内部巨大的需求已经开始对国际原材料价格产生很大的影响，近年来国际石油、钢材、铁矿等价格变化都离不开中国的因素。

正是因为中国已经成了全球经济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生产什么和消费什么，生产多少，消费多少，都可对全球经济体系产生深刻的影响。这些影响程度对不同国家不同，对不同产业不同。一些国家、一些产业视中国的“走出去”为机会，而另外一些国家和产业则有不同甚至是相反的看法。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竞争是经济进步的动力，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适应竞争环境。

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运作并非经济学意义上所谓的需求和供应关系那么简单，它是典型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就是说，任何经济学上的交易必然包含有或者产生出政治上的意义，甚至是战略上的意义。尽管中国努力通过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化）来实现和平崛起和发展，但是在那些主导当今全球经济体系的国家看来，全球化也正在使得中国有可能把其影响力扩展到全球的各个角落。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已经开始很快地走出亚洲，走向了非洲、拉丁美洲、中东，甚至是全球资本主义的大本营的美国和欧洲。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来说，中国影响力的崛起，无论是通过何种方式的崛起，都无疑是一种新的挑战。

在冷战后，西方世界各种“围堵”中国的声音不断，但与苏联不同，对西方来说，中国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情形。无论是中国的“请进来”、“接轨”和“走出去”都使得西方难以实行当年对苏联所实行的政策。苏联是一个相当孤立的实体，在经济上和西方世界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关系。但如上所说，中国的经济活动已经成为西方经济生活不可分割的部分。再者，苏联也经常搞“输出”，搞“革命”和“意识形态”的输出，这经常导致西方的恐惧，但中国所输出的则是西方普通老百姓所需要的商品。这种情况使得西方很难找到一种战略来遏制中国。到今天为止，尽管西方世界一直有“围堵”中国的意图，但并没有一种有效的战略。

因为没有一种有效的战略来消化或者遏制中国经济崛起所产生的外在影响力，西方世界的一些人尤其是政治人物经常感到深切的忧虑。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在近年来不断把贸易、企业并购等经济问题政治化，拼命通过政治手段，企图阻碍中国经济影响力的外扩。从世界的历史长河来看，这样那样的政治化手段可能会延迟中国经济的外在影响力，但不可能阻止中国的“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