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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小芳:中国式儒商的商业智慧
2016-01-20 42312
中国式儒商的商业智慧文/交广企业管理咨询公司首席专家谭小芳 前言: 儒商,即为“儒”与“商”的结合体,既有儒者的道德和才智,又有商人的财富与成功,是儒者的楷模,商界的精英。一般认为,儒商应有如下特征:注重个人修养;诚信经营;有较高的文化素质;注重合作;具有较强责任感。儒商有超功利的最终目标,有对社会发展的崇高责任感,有救世济民的远大抱负和忧患意识,追求达则兼善天下。古有陶朱、子贡、白圭等一代儒商,后有徽商、晋商、淮商、闽商等儒商商帮,现今也涌现出“克勤克俭,富而不奢”的李嘉诚、“立己立人,达己达人”的荣氏家族、邵逸夫、霍英东等具有新时期儒商精神的现代儒商。 从《论语·颜渊》的“克己复礼为仁”,到儒家经典《大学》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学精神几乎渗透到国家与国民的脊髓。无论国家治理天下,还是国民治学、理财、谋生,都被“儒”这一博大精深的思想影响着。“商”作为“儒”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种技巧或手段,在儒学精神出现的初期,二者之间就有了联姻与变异。早在秦代,秦始皇就焚书坑儒,使“儒”在形式上远离了政治和经济。 “儒商”,一个高雅动听、令人赞羡的称谓,只有以儒学为根基、以诚信为准则、奉行“富而好行其德”的成功商人,才配享此美誉,例如春秋后期的陶朱公范蠡,历代晋商、徽商中的佼佼者。香港文汇报在副刊刊文称,追溯中华儒商的渊源,其始祖应是两千多年前的孔门高足——端木子贡。 沧海桑田世事更迭,想不到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一代儒商鼻祖子贡重新唤起人们的关注。中国中央电视台的《中国商人》大型纪录片甫在浚县拍完“中华儒商”专集;一部32集电视连续剧《孝圣子贡》又在紧张筹拍中。毕竟,儒商在中华崛起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难怪沃尔玛公司创始人也会说:“沃尔玛最初灵感来自中国古老商号——端木子贡!” 历史发展了几千年,“文革”又一次将“儒”打入冷宫,将商业装入计划经济体制的口袋,使“儒”与“商”失去了自由飞翔的翅膀。著名企管专家谭小芳老师认为,实质上,无论是“焚书坑儒”,还是“文革”。其实都是“儒”与“儒”之争,也都是“儒”在政治上的演绎与蜕变。现代人对儒商的提法已经抛开了古人之“儒”,而是一种狭义概念。这里的儒商,实际上就是“文化商人”的代称。 从我们的惯性思维来阅读“儒”与“商”,我们会看到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词汇游离在我们的观念中。它们的价值趋向和审美层次都有着不可融合的成分。如果将二者结合,我们很难像糅合泥土一样将两种物质糅合在一起,而要通过某种特殊方式的化学反应将其凝结。这就需要时代这个特殊的背景来提供足够的催化剂和温度、湿度。因为我们看到,我们正在走向这样一个时代。 社会实践业已证明,儒家文化已经推动了“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也使得世界华商在全球经济格局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们有理由相信,儒商精神作为一种进步商德,在商战重于兵战的今天,将对经济秩序的稳定,经济繁荣和发展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儒商精神将成为全球华商的一面旗帜,全球华商有同一种文化思想背景,那就是儒商文化和儒家精神。 80年代以来,由于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经济的飞速发展,使人们的眼光重新从西方转向东方,开始研究中国古代商人的管理思想在当代社会中的重大意义。日本著名管理学家伊藤肇认为:“日本实业家能够各据一方,使战败后的日本经济迅速复兴,中国儒商文化的影响力,功应居首,许多学者研究后发现,中国儒商的管理思想的长处往往正是西方商人管理中所欠缺的地方。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私有经济和国有经济在比重上的变化,中国的商业和文化在一夜之间挣脱了所有的桎梏与镣铐。原有的无规则商业游戏逐渐被新的有序方式取代。“儒”与“商”也获得了新的自由。“儒商”这个让人陌生的词汇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冒了出来。而且长势喜人。这是中国在一个特殊历史时期诞生的产物。它的出现必将推动新的更加科学的市场经济形成。 中国第一代的企业创始人往往被国内称为“暴发户”。他们虽然没有文化,但他们之中很大一部分人是具有自知之明的,他们在十年前就已经感觉到了自身的弱点,那就是文化的缺陷,于是他们发财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培养下一代,培养接班人,他们将自己的孩子送到了中国甚至外国的最好学校。所以,在著名企管专家谭小芳老师看来,未来的社会,一部分“暴发户”们的资本最终将转移到受到良好教育的他们的后代手中,这将形成中国未来的拥有大量资本的新一代“儒商”。 从另一方面讲,这些儒商所具有的“儒”,是与政治联姻的基础,政治家们完全可以打着谈“儒”的幌子与儒商结成亲密的伙伴,为儒商提供政治保护。其次,儒商又具有雄厚的经济基础,依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观点,儒商则可以堂而皇之地通过政治协商等途径进行参政议政,所以说,现有儒商羽翼将更加丰满。从“儒商”到“商儒”——经商致富后而谋得到儒的身份,古代表现的形式一般是由商入仕,通过纳资、输边,换取一个“仕”的职衔,因为绝大部分“仕”的个人成份多是读圣贤书的“儒”,所以便呈现一种“商儒”的社会现象。(参见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的案例) 从本质上来说,儒商精神反对的是一种为富不仁,强调的是利以义取。从儒的“穷”和“达”的主张来说,援儒入商、即真正的儒商还需要有益于社会,“穷则独善”、“达则兼济”,又使真正的儒商具有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有一种乐善好施的精神,就是在不“穷”不“达”的情况下,援儒入商也需要有一种“利他”的精神,最起码也要考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那么什么是儒商精神?儒家思想强调“过犹不及”、“中庸之道”,传统的商业道德则强调不谋取暴利,不搞掠夺式的经营,注重商业生态,讲究商人之间、商人和顾客之间的协调发展。儒商实际上奉行的是商业道德秩序学,讲究以道德力量维系商业秩序。儒商在商而品位超过商,在从事本应是纯功利的商业行为的过程中,总是希望提升自己的精神世界,这就是儒商精神。 著名企管专家谭小芳老师了解到,欧美各国大资本家向大学捐资而得“名誉博士”荣衔者,也时有所闻,不足为怪。近一二十年,我国也有久拥巨资或先富起来的“商”,因斥资支教兴学而获各种含有“儒”味之职衔,虽名利各有所图,但尚不失为一善举。虽然“儒商”概念的流行不能不说是市场需求催生的产物,但也有实用的目的,具体来说,著名企管专家谭小芳老师总结了四点: 首先,国内企业家向往儒商的境界,部分来源自对国际成功企业家的模仿。有人曾对日本的发展进行过研究,并认为其管理现代化成功的秘诀就在于在对东方文化的应用。这种东方文化来源于中国的儒家思想。被誉为“经营之神”的著名日本企业家松下幸之助,其管理哲学就来源于中国的《易经》,他把“生生之谓易”的哲理运用到企业的经营管理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使得松下电器在世界最大工业公司中排名迅速上升。同在儒家文化圈的亚洲“四小龙”也深受中国国学的影响和熏陶。 据我所知,当前在中国,标榜“儒商”的企业家不在少数:张瑞敏曾称自己有三位老师——老子、孙子以及孔子;皇明集团的掌舵者黄鸣在网上开了3个博客和2个专栏,在全国各地的媒体面前亮相,四处宣讲传播孔子和《论语》;汇通汇利董事长胡小林在企业中落实推广《弟子规》,按照《弟子规》来管理经营企业;方太厨具的创始人之一茅忠群对各派思想兼收并蓄,并将其形成一系列制度…… 很多企业高管在接触到我的国学管理课程后非常感慨,蒙牛集团老总牛根生在听了关于“无极”、“归零”的思想后,深有感触地说:“实际上我是从‘无产阶级成为‘资产阶级(企业家)。再从‘资产阶级变成‘无产阶级,就是‘归零。”之后,牛根生捐出他所持有的全部公司股份,成立“老牛基金会”,用于奖励为企业做出突出贡献的员工。可以想象,在企业家这样的心胸之下,企业员工的创造力将受到多大的激发,而企业的发展则必然有着无限的未来。在这个意义上,牛根生的“归零”是自愿的“失”,他由此得到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和责任,实现了不战而胜,无为而治。 其次,随着中国经济突飞猛进,包括整个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东南亚经济的快速发展,由此形成的“新儒商文化经济圈”逐渐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纵观国内,近年来,利益驱动所形成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在经济活动中有所抬头,“舍本逐利”、“舍义取利”导致商业道德失范、商业诚信缺失的现象日益严峻,这些不但会对企业自身造成巨大的信任危机,严重的将损害“中国制造”的国际声誉,甚至影响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一个企业要做大做强,必须关心社会,承担社会责任。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如何培养出更多具有儒商气质的现代企业家显得尤为重要。 第三,儒商文化是加强企业管理和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手段。儒商文化是经过历代儒商的成功实践不断总结出来的,它本身就是一种企业经营管理之道。儒商文化的诸多内容在今天的企业发展中仍有十分积极的作用。如注重诚信,就是重视产品质量,信守合同,不逃废债务。重“义”就是守法经营,注重环保,在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创造社会效益。“仁爱”就是关心职工的切身利益,实行人本管理。“人和”就是对内铸造团队精神,搞好协作,对外树立“顾客至上”的观念,建立良好的客户关系。 有一位深黯儒商精神的银行家曾说:“古人日常道德之训,永远是真。盖道德非他,乃维持团体合作的必要条件。忠,诚,廉,让四字,余觉其特与商业团体有关。”如今,伴随着社会转型,我们遇到的是严重的道德危机,进而引发大规模的商业危机。前几年的清理“三角债”几成运动,信用缺失如今成为一种很严重的社会问题;现在"打假"更是一本难念的经,在商业行为中,损人利己,坑蒙拐骗,敲诈勒索现象严重,这些,都反映的是一种从商者的素质。我们的经济秩序,道德秩序都有一个面临重建的问题。 最后,儒商精神所提倡的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人与人和谐相处的商业生态文明和义与利、合作与竞争、自强与自律和谐统一的商业伦理精神,具有非常强烈的时代意义。儒商精神是儒商所共有的进步商德,是他们在儒家思想熏陶之下对所从事的生产经营、交换本质的独特认识,是受儒家思想浸浊的商人在商业经营中所形成的独特的人文精神和人文思想,是对世界商业文化的独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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