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现在为什么这么“低迷”而且“过于低迷”呢？

　　最近几年来，经济比较低迷，大家有些困惑。在我看来，确实现在中国经济比较低迷，有点过于低迷，这个过于低迷就是低于正常增长，它的表现就是通货紧缩。

　　我们现在已经有40个月PPI为负的，按CPI算是1.3、1.4，美国、欧洲都是把2%当做目标的，我们只有1点几，严格来说也是通货紧缩了。

　　为什么过于低迷？基本原因是因为：我们过去十年内两次经济过热。大家都应该记得，不用多说。

　　但是稍微说说不同的原因，第一次过热2004年到2007年，不是政府刺激出来的，现在一个流行的说法是中国政府过去成天刺激经济，咱们客观一点，诸位想想过去“宏观调控”这个词的含义，在多数人的记忆当中宏观调控就是政府不让干这个、不让投那个，过去政府多数是一直压着的，不让经济太热。

　　但是，有人说市场的力量太强，当时是全世界的经济过热，出口30%、40%地增长，国内各种投资当时也非常火爆，又是房地产泡沫、又是股市泡沫，2007年的时候增长速度到了14.7%。

　　后来调整了一次，当时自己实现了一次调整，2007年9月份出了国几条，进一步加大房地产市场调控，这时候房地产开始调头，10月份股市开始调头，本来2008、2009想着继续调整2011年回到继续增长，没想到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来了，危机来了以后，20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吸取上次的教训得联手救市。

　　现在还有人批判救市，批判当时的刺激政策。当时，为什么世界领导人都没有什么异议？1929年的教训是惨痛的教训，是血的教训。

　　当时没有宏观经济政策、没有宏观经济学，诸位都学过宏观经济学，那是1936年，大萧条都走了一半多了，一个英国人叫凯恩斯的写了一本书，后来一致公认那本书标志着现代经济学的诞生，罗斯福当选搞新政代表着宏观调控政策的诞生。

　　1929年的时候是没有的，看着经济往下滑，当时不是没有人说要救市，当时的金融家、企业家们跟现在的表现是一样的，挣钱挣得好的时候政府离得远远的，危机来了找政府救市了，救市的时候不说要救他，他说要救工人，否则工人就失业了等等。

　　当时的美国总统胡佛说不救，第一你们说市场决定，市场出了危机你们市场自己调整。

　　第二也没有机制，当时没有这套理论和机制，联储当时都没有货币政策的职能。市场行为和规律基本都是一样的，危机来了成灾的时候各种说法，说的越悬乎越好，让政府托底救市。

　　然后搞出一个十年大萧条，世界GDP减少50%，然后出了极端纳粹，纳粹是国家资本主义，搞出了极端的思潮成了纳粹，纳粹打了一次世界大战，死了几千万人口，1945年经济重新恢复增长，1954年时隔25年之后世界经济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你说这个教训惨不惨痛？

　　现在还有人批判刺激政策，美国现在还没退出呢，欧洲没退出又加了一把，日本在加码。问题不在这儿，需要讨论的是怎么刺激、刺激多少、刺激多大。

　　事后看中国政府刺激的政策确实大了点，有点过大。这个大不是体现在四万亿，四万亿其实很少，四万亿是两年的数，一年只有两万亿，而且四万亿当中绝大部分是政府的正常开支，不属于刺激政策，收了税搞些项目，刺激政策必须是无中生有的需求，必须是财政赤字，当年财政赤字没有增长多少，从1.6上升到2.3。

　　真正的大头是一年就暴涨了六万亿的地方融资平台，这也是政府债务，这属于政府赤字，只不过是以金融债的形式表现出来，一下子把GDP拉到13%、14%，然后再刺激买房买车，刺激出了一轮，2009、2010年又热了一把。

　　所以，两次“过热”累加在一起，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什么问题？产能过剩，产能过剩的后面是债务，借了那么多钱结果没有定单，产能过剩就是债务问题，债务问题的背后就是企业，企业当然融资难了、融资贵了。

　　东西卖不出去了，连定单都没有了，原来的债都还不起了，谁还借你新钱，借你钱的得加一部分（利息）吧，得风险贴水吧。

　　现在老怪财政政策过紧，但是，最近的问题是：银行有了钱了，也不一定往外贷啊，典型的就是危机时候的表现，经济下调期的表现。一样的，只不过我们中国没有采取硬着陆式的危机调整，我们喜欢软着陆。

　　软着陆说明什么呢？能软着陆因为原来的政策没有起太多作用，有泡沫但没有太大，我们要承认这一点，无论如何，中国的货币政策还是起了点作用，2004到2007年的时候不断地压着没使泡沫太大，2009年、2010年的时候我们采取世界最大的刺激政策，但是也第一个最早退出了刺激政策，日本、欧美还没退出呢。

　　中国2010年4月份退出了，“住房限购政策推出”标志着这个政策从刺激政策退出走向紧缩政策，2010年的中期开始清查地方融资平台，2010年的下半年各种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从紧了。及时退出的作用是什么呢？

　　以房地产为例，没有使房地产的一二线城市鼓起的泡沫波及到全国的三四线城市，现在三四五线城市有点问题属于长期的结构性问题，是城市化政策出了问题的问题，不是这轮波动影响的，三四五线城市的投资在前一轮就开始了，没有波及到全国，全国的泡沫并不大。

　　中国的泡沫实际上已经破了，房地产泡沫前年已经破了。现在还有人在讲中国的泡沫没有破，还要硬着陆，我们这几年就在跟这些观点做辩论，它是一种软着陆的方式，已经软着陆了就不会再硬着陆了。

　　最近，房地产市场进入一二线城市，原来泡沫不大调整也不深，现在政策一调整之后开始回暖。但是，软着陆有一个问题，就是调整的时期会比较长。

　　软着陆另外一个起的作用就是政府喜欢掩着盖着，这些问题不让它破，慢慢在时间的过程当中逐步加以调整，逐步消化一些问题。

　　破一点别破太多，市场相对来讲比较平稳，这种方法不会出现大规模的倒闭破产、大规模的经济振荡，但是会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比较疲软，调整期比较长，比市场经济国家没有政府的那只手调控着的时间可能比较长。多长呢？这不好说，但是我们可以回顾上一轮调整。

　　过去三十几年中国经济两位数高增长？并不是这样的，要看GDP增长速度和通货膨胀率。多数年份不是两位数增长，这是第一；第二，那一年到了14.3%，那边是2007年到过14.7%，最低谷那块7%左右，跟我们现在差不多，那是从哪儿开始呢，从1995年开始，1995年还有10%以上的增长，但是第二年已经开始下滑了，有点像我们的2011年，2011年已经低于10%了，处于下滑的开始。

　　2002年还有通货紧缩，为什么没到2003年呢？2003年有非典，没有非典的话也就上去了，有非典2003年还低一点。就是1995年到2002年八年时间属于调整时期，有一段下滑，滑到底部不再下滑了，但仍然没有很大起色，它稳定在比较低的水平上，或者在低的水平上有点挣扎，还有通货紧缩。那就是90年代中期到2000年初期的情况。

　　我们记忆有选择性，喜欢记住自己辉煌的时代、挣钱容易的时代、东西好卖的时代，不记得自己低迷的时代。

　　当时也很痛苦，当时说的问题跟现在说的都一样的，现在我们说的这点事都一样的，产能过剩、债务问题，当时还有银行坏债，也是质疑GDP有没有7%呀。

　　后来MF和世界银行专门派一个研究小组调查你们的统计数据到底怎么回事，结论是中国的GDP会有正负1个点的差额，但是整个体系还是符合国际准则的。

　　谈论的话题也是一样，中国6%左右的增长就不错了，不要提什么7%、8%，现在也一样嘛，我不用那些政治术语，现在的说法都一样。那时候，年年讨论怎么扩大内需、讨论怎么治理通货紧缩，那时候PPI31个月通货紧缩，现在已经40个月了，这次多长还说不好，可能得50个月。

　　产能过剩，那时候是一次过热的产能过剩，这次两次过热产能过剩，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这次可能比上次调整的力度还要大一点。

　　2008年讨论产能过剩是钢铁，4亿吨的需求，6亿吨的产能，2011年的时候再算，6亿吨的需求，10亿吨的产能。防过热防的不是过热，过热的时候大家多高兴呀，防的就是现在这点事，防的就是现在的过剩、低迷、债务，经济规律就是这么调整的。

　　从这个角度看，这次调整到什么时候？这条线还没有尾呢，按照上次的情况我们才走了一半，清理问题现在也走了一半，大家得有思想准备，准备什么呢？

　　有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一年、两年、三年中国经济处在相对比较低迷的状态，处在低谷，调整时期，不一定再往下了，但可能还是比较低的状态。

　　这时候，还需要政府采取一定的措施托一托，政府的一些措施还不能放，保持总需求一定的规模，通常会调整得很深，调整低于增长速度很多，这时候需要政府的政策托住它，尽管还不能实现正常的增长，但是比较稳定的增长，防止深度的下滑所产生的不良后果。这时候我们得有思想准备。

　　是不是能够听出一点里面积极的因素，和现在有些人看待中国经济比较悲观的观点不太一样，现在“过于低迷”，这句话的含义就是说：我们如果度过了这个调整时期，我们完成了这段调整，经济不再过于低迷了，恢复到正常增长，我们的正常增长会比现在高。现在7%或者低一点的增长速度，不是我们的正常增长速度，属于比较低的调整时期的增长速度，对不对？

　　就是所谓的“潜在增长率”，本来是这么多，经济过热的时候个高于潜在增长率，那时候有通货膨胀。

　　而在低迷时期，通货紧缩的时期，表明你现在的增长速度低于你的正常速度、低于你的潜在增长力，绿波方法可以计算正常增长，把通货紧缩的年份去掉，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中间没有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叫正常增长，我们现在不属于正常增长，我们属于有负差距的状态。因此，当我们恢复正常的时候，中国经济不至于这么低吧。

　　我个人认为，中国经济今后长期来看，五年、十年、二十年不一定就是6%、7%，有些人还说3%、5%，在调整时期说这个话不把调整、不把周期性的因素考虑进去，这是一个错误的分析，现在很多人分析这个因素、那个因素，说了半天，产能过剩这些都是周期性因素，你把它当做长期的趋势来看，这是错误的分析。

　　调整时期过了之后，恢复到正常水平，不讲长期的增长速度了，我个人的看法是会高于7%，至少从现在的情况来看高于7%。

　　中国经济是有周期的，看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也要在长期的波动当中分析这个问题。西方人老说看不懂中国经济的问题，他们说你们怎么没有经济周期、没有经济危机啊。

　　我说我们有经济周期，只不过没有负增长，我们的周期幅度可能比你们还大，我们是14.7%和7%之间的将近8%的波动，而你们看不见中国有经济危机是因为中国7%是低谷，你们是负增长才是低谷，叫衰退，我们没有衰退，但是我们是低谷。两位数的增长，也不是中国正常增长。

　　中国经济一超过9%就通货膨胀了，超过10%又是通货膨胀又是资产泡沫，那都不是正常增长，不是过去的旧常态，那是变态，那叫过热增长，我们希望以后不再有了，通货紧缩也不是正常增长，我们把这些去掉，去掉之后，统计上看就和世界上若干个研究小组过去这些年研究的中国潜在增长率结论是一样的，过去二三十年就是7-9之间，有的十年可能是8-9，有的十年可能是7-8，这个可能也会变化。

　　现在可能比过去稍微低了点，有过去的长期因素，成本提高了、环境难以为继了等等，世界经济再不好了，加在一起，现在我们可能比以前低一点，在7-8或者7-7.5这么一个区间，还是完全有可能的。

　　再一个积极的方面，经济确实在进行调整，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很多企业不景气，但是你看到这些企业不景气的时候正在调整。这个时期正是优胜劣汰发生的时期，不能再刺激出一把“过热”，因为市场决定着调整过程，就是淘汰一批过去生产得过多又不很专业的企业。

　　经济热的时候泥沙俱下，谁都能挣碗饭吃，当时建了很多企业，有的搞了几年东张西望转产包括政府和业内人士就忽悠，转型升级变成了转产，于是都做得不专业，这个时候一定就是被淘汰的时候。

　　然后谁来淘汰别人呢？有人被兼并重组，有人兼并重组别人，一定是过去这些年专注而专业的发展自己产品创新的那些企业。

　　现在是大浪淘沙的时候了，热潮退了以后大家能看出哪个企业好、哪个企业不好，我们的风投、PE选择企业相对容易一点，反倒准一点。而且现在定单集中，以后产业集中提高。

　　这样的调整，就为下一轮中国经济的增长创造新的价值，效率更高了、资源配置更好了、利润情况也更好了，竞争力会增强。

　　所以，应该说现在我们处的阶段有它积极的变化正在发生，也不必特别悲观，包括我们有些产业现在正在恢复正常状态，汽车制造啊、一般基建行业，除了建筑基建之外的基建行业都在增长，消费品在增长，消费品比较稳定，有些产业也在逐步恢复正常。

　　现在为什么这么“低迷”而且“过于低迷”呢？今后两年，至少估计都是7%左右。

　　再一个因素就是政府政策还是有问题的，2010年及时退出了刺激政策，为了应对“过热”采取了一系列的紧缩政策，但是忘了及时退出紧缩政策。

　　那些政策一放放那儿四五年，经济回归正常或者进入调整了，这些政策没有及时退出，没有回归中性。

　　比如，当时很严厉的紧缩政策包括住房限购，20%的准备金率。20%的准备金率当时是为了抑制过快增长的外汇储备，现在外汇储备不增长了还按20%的准备金率，很多刺激政策是为了应对当时的，结果没有及时退出，搞得政策过紧，一直到去年4季度才逐步有所退出，包括住房。退出之后就会有一些调整，不太一样了。

　　第二就是应对风险不积极。资本市场上的投资者，过去这几年压着大家一直觉得有风险的大事，地方融资平台的事，本来可以早点化解风险，因为融资平台的事主要是期限错配所表现出来的融资机制错配，地方融资平台建的都是基础设施。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和西方不一样，西方是消费型，都是花了钱，毕竟是投资了，投资会有无效率的地方，但大部分还是投资，而投资这些项目是长期项目，地铁高铁都是几百年。

　　我前两天看英国地铁150周年纪念，车皮大概每十年换一次，但地铁的洞就是150年，300年的时候那个洞还是300年前挖的，修地铁最贵的就是那个洞，回报是长期的，融资方式是短期的。银行借款本质上就是短期的，中长期贷款五年十年也很长了，现在变成了影子银行信托，信托更短，一年两年三年，这是融资机制错配。

　　如果早点置换，现在做这点事早就可以做，尽管当时预算法没有修改，中央政府也可以替地方发债，因为是置换，因此可以多做一点，不要拘泥于中央财政那点赤字，已经那么多赤字发生了，置换一部分反倒化解金融风险，迟迟不做，现在做了力度又很小。这就是政府应该积极的面对这些风险，积极的化解这些风险，我们的经济就会好一点。

　　第三个因素就是政府不作为。这个大家都知道，不作为不仅是很多地方不给企业、企业家办事了，而是自己的事也不办了，自己的钱也花不出去，如果去年都花出去了也不至于7.4。这是一个次要的因素，但仍然是一个要素，主要因素是我们在进行调整，加上政府政策有一些问题，使得我们过于低迷的问题更加严重。

　　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状态。这个状态当中显示出，中国经济长期增长仍然具有一定潜力，但我们度过这个艰难的调整时期、痛苦的调整时期，还得经历一段时间。

　　明年开始“十三五”，“十三五”前期还在应对“十一五”、“十二五”以来的“过热”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逐步实现长期的正常增长，希望不再是过热增长了，7%-8%的正常增长持续一段时间，中国又上一个新的台阶。

　　大家现在对中国的长期增长有很多怀疑，各种因素，比如成本提高、环境因素等产生一些困难。刚才说的那些是短期、周期性的因素，周期性的因素现在在发生，长期性的因素也在发生，处理的办法是不同的。它所发生的方式也是不同的。经济研究最怕就是，一锅粥在那儿搅和，永远讨论不清楚，我们把它区分开，有长期的问题、结构性问题、体制问题等等，也有周期性因素。

　　在这些长期的问题背后，中国还有巨大潜力，人均GDP只是发达国家很少的一部分，工业化程度说了半天，天天转移人口，还有30%多的劳动力是农民，不是因为他没出来，出来又回去了，这是中国特殊的体制问题导致的。

　　工业化程度老提不高，然后沿海地区和劳动力短缺，工资成本上涨过快，过早进入了工资成本上涨时期，是因为农民工早退，干个七八年、八九年早早退出了城市劳动力供给，这不是中国的劳动力用完了，不是人口红利没了，中国过去三十年制造业、服务业，大量的劳动力供给，不是因为中国过去几十年生了太多的孩子，是因为农业劳动力的转移，这是基本的逻辑。

　　现在有些人说中国人口不增长了、中国没希望了，解决办法是再生孩子，我说人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作为一个经济学者巴不得现在劳动力用完了，劳动力用完了我们再发展别的，现在的问题是“没转移完就发生劳动力短缺”，这是新型城市化要解决的问题：怎么让这一代农民不回去，下一代农民也不回去，解决中国的工业化问题。这个过程中只要劳动力不断转移，劳动力供给基本是有保障的。分析这个问题，很多人犯了很严重的错误。

　　另一个严重的错误说，中国劳动力没有了，因此中国不增长了，即使劳动力人数减少了，现在的经济增长不能光算劳动力，要算人力资本，就是劳动力加上教育，把这个因素带进去现在进入劳动大军的劳动力资本比退出劳动力大军的资本至少多四到五年的教育，把这个因素一带进去，出来的潜在增长率就是不一样的。

　　然后，城市化只有52%。70%的人口为低收入阶层，70%当中一半是农民、一半是农民工。储蓄率过高，一方面表明我们不缺钱，钱到处在找项目，但是另一方面说明我们的消费特别低，居民消费只占GDP的3-5。看看这个指标，今后每年增长1个百分点的消费，降低一个百分点的储蓄，这个潜力有多大。

　　按照人均GDP，经济学算一个指数叫“追赶指数”，人均GDP比你的标杆国家人均GDP，就是美国，它现在是五万多美元，我们是七千多美元，我们只有百分之十三点几。四小龙，韩国是百分之六十几，新加坡和香港已经一百多了，新加坡是世界第三富的国家，阿根廷、墨西哥，马来西亚泰国百分之二十左右，我们只有百分制十三点几。韩国1979年左右达到这个水平，以后又二十年增长，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结束，按这个算，中国二十年的高增长是有可能的。

　　我们要做很多正确的事，包括不要出现危机，包括经济危机、政治危机、金融危机等等，金融危机了就惨了。顺便说一句，关于流行的中等收入陷阱的说法是不对的，说是技术问题，现在到了中等收入阶段了，竞争力和低收入国家不行了，做不了低端产业了，但是你又没有高新技术，又竞争不过发达国家，高不成低不就就掉在那儿了，这个不对。

　　拉美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不是因为他没技术和创新的能力，是因为社会出了问题，真正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是中等收入阶段收入差距特别大，收入差距一方面可能导致政治动荡，另一方面容易导致福利陷阱，为了缓解差距扩大各种社会支出和社会福利，结果财政危机、债务危机、金融危机，这个我们现在都能体会到，这是真正的中等收入水平，所以在这方面还要做，还得顾及考虑缓解社会紧张，还不能出现金融危机。

　　下一阶段，确实是最难的时候，我们的收入差距现在是最大的阶段，这是真正的问题。“中等收入陷阱”定义的一个基本错误是，怎么能假定世界只有一个高端技术和一个低端技术，它不是跳跃的。有大量的企业就在拿着中间的技术挣着中间的收入，那是很正常的事情，收支是平衡的，仍然可以有利润的，包括韩国和其它国家都在吃着中等技术的饭在逐步发展，可以把产业低端的部分转移出去，中端和高端的东西继续做、继续可以发展。

　　中国人到韩国去买东西就是买两样，一个衣服、一个化妆品，都是中间技术，它继续在做衣服，把一部分低端的衣服转到中国来了，它继续做中高端的衣服，我们也可以继续做，中间漫长的空间可以发展，不一定非得是高端技术。中国的制造业也大有前途。

　　在未来，直接投资市场有很大的发展前途。应该说，大家都希望中国的资本市场有健康稳定的发展，我相信政策层面谁都希望看到中国的资本市场发展，因为中国太缺直接融资、太缺诸位做的事情。2013年中国的IPO只占全部社会融资的1%，加上前面的风投、创投、天使投资、PE不超过3%，这么多年还是以间接融资为主。发达国家不说美国高到60%、70%的融资比例，日本、德国间接融资比较高的国家也有20%、30%的直接融资方式，而我们太缺了。

　　资本市场的稳定，有利于IPO之前的一系列投资发展，但是无论如何这个领域仍然是大有发展前途，也是政府应该支持鼓励和配套的，政府不见得搞很多基金，但政府搞的基金跟着私人的投资走，给私人政策添个码，但是选企业产业要让企业去选，让我们的风投创投首先选企业然后承担风险，政府跟着一块去承担风险，至少方兴未艾。

　　互联网特别热，我也非常赞同互联网是这几十年来最伟大的技术进步和最伟大的技术革命，一定要应用在各行各业，但是基本内容是信息技术，它节省的信息成本，节省了各行各业我们每个人的信息成本，但是它不解决内容问题，它收集整理传输信息有新的方法了，但是传递的什么东西这个问题没解决，所以，我个人的观点是要“互联网+”。

　　“互联网+”这个词说起来上口了，在我看来，应该“各行各业+互联网”，否则加了一千次互联网仍然没有解决好产品质量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基本的竞争力问题，你加了一千遍互联网仍然是三流企业、四流企业，根本的问题还是怎么做好你自己，利用互联网技术节省你的信息成本，使你发展得更好、市场做得更大。互联网一定要发展，而且最好在各行各业。

　　“十三五”我们建议用普惠式的，谁有先进技术、发明创造就鼓励谁，加强它的发展势头，包括应用互联网。

　　我说我们看一个企业的根本，还是看他提供什么东西，而不是看他是不是用了互联网，用了互联网是一个+号，确实是一个+号，但根本的还是怎么做好、长期专业专注地做好各行各业，专注专业的产业是值得我们投资的，是有发展潜力的。

樊纲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兼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教授、汇名家网特约讲师。樊纲助理：蔡老师137380888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