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迎来了新任总统特朗普，但未来一段时期内的中美关系难以避免一个起伏更剧烈的不确定期。

从奥巴马时代到特朗普时代，中美关系将面临哪些变与不变?特朗普任内对中美关系最可能发力的焦点又将是什么?中美在南海和亚太地区的博弈是否会加剧?这些问题都成为判断未来中美关系的关键切入点。为此，第一财经专访了南京大学中国南海协同创新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朱锋教授。

南海局势仍“风高浪急”

第一财经：您如何解读2016年12月15日中国海军在南海有关海域捕获美国海军一具无人潜航器的事件以及中美对此问题的表态?

朱锋：这一事件最深层次的原因是美国加强在南海海域针对中国的情报搜集，这些行动对中国的海上安全和国家安全都构成了严峻挑战。无人潜航器的捕获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中方对美国加强在南海军事情报搜集与巡航不断上升的戒备与忧虑。

从国际法角度来说，因为潜航器在国际水域，中国进行打捞认证，符合相关的国际海事规则。因为在国际海域，一国的船只在国际海域发现不明物体，有责任、有权利来进行验证和确认，因为不知道这一物体的性质和危害有多大，也有义务澄清这一不明物体的功能与来源，以便避免这类不明物体对国际航行安全与航行自由的威胁。中国海军打捞美国潜航器的行动符合相关国际惯例。

另一方面，因为无人潜航器是一个高科技的、类似海上“无人机”的设备，具有很明确的军事情报信息和数据收集功能，尽管是在国际水域，靠近菲律宾一侧，也并非在中国执法范围，但这些设备的投放事关中国的国家安全。如何在这些设备的投放和使用问题上协商和建立相关的国际规则，这是此次事件可以提供的重要警示。对目前具有军事侦查功能的无人机和海上无人潜航器的管理，缺乏有效的、公认的国际规则，目前在国际海洋法上仍属“灰色地带”。这一事件对中美两国来说客观上提了一个醒：美国军方认为其在国际海域可以自由投放这类军事装置，并免受他国的干预;中国则要基于国家安全与国际海事规则去验证其是否为有害物体。这就需要中、美两国和其他国家共同商讨规则制定的问题。

总的来说，这一事件可大可小，美国媒体炒作，把这一事件视为中国南海政策“咄咄逼人”的例证，看作是中国对特朗普试图在“一个中国”问题上挑衅中国的强硬回击，甚至有人认为这是中国有意在特朗普未上任前测试未来美国政府的中国政策。我认为这样的报道未免“过度炒作”。

南京大学中国南海协同创新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朱锋教授

第一财经：特朗普上台后，是否改变了美国此前对南海的介入战略与政策?具体可能表现在哪些方面?

朱锋：特朗普政府，南海问题还会继续在中美关系中长期存在。南海问题不仅是南海岛礁和海洋权益的争议，目前已经变成了亚太地区大国博弈竞技场。在南海争议管控和局势稳定的进程中，美国究竟想要扮演一个“支持者”还是要按照自己的地缘战略利益来扮演“搅局者”?这对特朗普政府时期南海问题在中美关系中扮演的角色，将会产生重大作用。

特朗普政府在对外政策和亚洲政策上难以从一开始就在南海问题上发难，也难以迅速将南海问题列为亚洲政策的优先事项。原因之一是美国新政府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团队，从2017年3月开始还将面临一系列中高层官员的提名和国会任命。在这个过程结束之前，整个外交政策将处于评估和规划进程中。二是美国即便想要对中国施压，也不可能不意识到中菲关系的改善以及2016年7月之后中国与东盟的务实管控给南海局势带来的行之有效的“降温效应”。但五角大楼、美国军方和太平洋总司令部仍将南海问题列为目前美国西太平洋安全与战略的重点。2017年的南海局势整体而言还会“风高浪急”。

特朗普政策和奥巴马有何不同

第一财经：特朗普的上台，对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将有哪些影响?

朱锋：特朗普就任后，中美关系肯定会有实质性的变化。第一，特朗普是一个很另类的总统，与奥巴马政府相比，他的风格、个性、经历、眼光以及对整个外交政策关注重点的选择都会有明显的调整。特朗普似乎更强调美国优先，美国的事情第一、利益第一以及美国的政策选择第一。这一背景下，特朗普对美国的中国和亚洲政策到底会做出怎样的选择?目前一系列的动向问题不得不让人担忧。比如把强硬的反华鹰派彼得·纳瓦罗任命为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席，把“鹰派中的鹰派”放在处理美国贸易问题的显赫位置，特朗普看中纳瓦罗思维中非常极端和反全球化的观点和主张。特朗普政府现有政策的人选，不得不让人担忧，特朗普政府在亚洲和中国政策上会做出怎样的重大调整。

第二，特朗普的内外政策也在进行新的评估和调整，从目前来看，强调减税、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反恐力度和大力打击非法移民、扩大核武器的数量、进一步增加军费等一系列政策目标将成为特朗普政府内外政策的优先事项。特朗普政府将明显与奥巴马政府在整体的外交与安全态势以及具体的策略等问题上拉开差距。这个差距目前最大的表现是，奥巴马宣称要令世界无核化，而特朗普则大力主张扩充核军备;奥巴马要制裁和施压俄罗斯，特朗普则频频对普京示好;奥巴马要继续推动美国主导的亚太和跨大西洋自由贸易，而特朗普则强调美国要给世界自由贸易规则“重新洗牌”;奥巴马要求重振美国制造业，特朗普则要求将美国的海外制造业投资尽可能地“拉回”美国。按照现有的内阁部长人选和政策言论来判断，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其内政外交将使得冷战结束25年以来，美国以往积极推动的自由主义国际政策(liberal internationalism)面临重大的倒退。

第一财经：特朗普上台以及中美关系的变化，将给亚太地区政治经济与安全形势带来哪些连锁反应?

朱锋：特朗普上台后的中美关系新变化，一要看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基调，尤其是如何为“一个中国”政策背书。目前国内媒体高度关注特朗普的“一个中国”政策。特朗普再三发声为自己辩护，强调为什么不能接蔡英文电话和为什么非要受“一个中国”政策制约。但我仍然认为，特朗普上台后难以将“一个中国”政策作为对华关系的发力点。

“一个中国”政策不仅是中美关系的基础，也反映了过去8任美国总统的共识。特朗普要想推翻“一个中国”政策，他在美国国内不会得到众多支持，甚至会引起广泛的反对。因为稍微有点头脑的美国人都很清楚，拿台湾问题去激怒中国，对美国只会得不偿失。

尽管如此，特朗普在对华关系上不惜惹事、挑事的态势仍然令人担忧。美中两国是世界第一大和第二大经济体，两国关系的稳定合作，涉及到地区和世界的稳定与和平。特朗普故意激化中美矛盾，甚至不惜引发中美对抗，这种态度对未来中美关系绝非利好。特朗普多次强硬表态，要提高中国出口美国产品关税，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指责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又重用反华鹰派纳瓦罗出任贸易部门要职。未来中美两国在经贸领域是否会出现贸易战?即便没有贸易战，双方在经贸领域是否会出现激烈的对抗?这对中美关系同样是非常重大的挑战。

“特朗普时代”下中美两国关系最大的不确定是，中美是否在地缘战略和地缘经济两个领域同时出现冲突。这在以前的中美关系中还没有过，我们必须做好必要准备。

特朗普如果真的要挑起贸易战，在经贸领域打压中国，对整个亚太地区都将是非常消极的因素。其结果，不仅将破坏亚太地区贸易自由化进程，对于经贸领域内的全球治理体制也将带来消极的冲击。世界都在观察和审视特朗普政府究竟会用什么方式来撼动全球化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这一大格局。无论是从国际关系的历史还是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视角来看，经贸领域内“以邻为壑”的倒退性政策，只会加剧地缘政治的对抗。这将对中美关系带来更加全面和长远的影响。

中美经贸关系或将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

第一财经：中美最有可能在哪些领域产生分歧甚至摩擦?哪些领域可以寻求共识促进合作?

朱锋：中美两国存在争议和冲突的“清单”很长，特朗普时代，最令人忧虑的还是中美双边经贸关系。首先，在贸易金融领域的全球治理，2016年中国刚刚主办了杭州G20峰会，中国政府愿意为全球治理的发展提供更加活跃和积极的“中国角色”。戏剧性的是，特朗普政府可能在全球治理上要“另起炉灶”，有可能要全力推销自己新的算盘。经贸领域内的全球治理体系可能因为特朗普的上台而产生重大裂痕。如果特朗普要单方面对中国增加关税，WTO机制甚至将面临崩溃。面对特朗普冲击，中美经贸关系未来面临的问题很可能不再是一些例如人民币汇率、市场准入、解决贸易逆差等局部问题，而是经贸领域内全球治理体系所面临的严峻而深刻的问题。

第二，作为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美中合作对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增长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虽然有争议，但关键是回应争议的方式和途径。这也是国家主席再三强调中美之间要加强合作、以合作应对分歧、以合作来管控争议的原因。自奥巴马的第二任期以来，中国一直在推动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或许中美经贸关系将在2017年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严峻时刻。

第三，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我们绝对不会坐视美国挑衅和破坏“一个中国”原则。台湾问题在特朗普上台之后双方必须进行严肃的沟通和对话，特朗普需要为前段时间在“一个中国”问题上造成的对华冲击给个“说法”。否则，特朗普执政之际，中美关系就不可能有安宁之日。

第四，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我们还需要观察特朗普的对朝政策会如何实施。2016年11月30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2321号决议(注：决议要求朝鲜放弃核武器并对其施加贸易限制)。中国已经拿出了巨大的合作诚意。推进朝核问题打破僵局，不只是要制裁和孤立朝鲜，说到底还是要和朝鲜谈判。特朗普会接受与朝鲜的对话吗?金正恩政权是否会在特朗普上台后给美国发个“红包”，宣布一些妥协性举措，以便实现朝美接触、扭转当前平壤日益深化的困局?我们还需要等一等、看一看。

第五，南海问题可能仍处于两场暴风雨之间的“间歇期”。美国对于中国岛礁建设和所谓“军事化”的关注究竟会演变成什么样的应对行动，中美在南海的战略博弈能否得到管控，这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第一财经：中国有自身发展的需求与目标，面临美国及全球政治经济的新变化，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朱锋：从大格局来看，2016年之后，世界政治和经济正在面临冷战结束25年以来最大的变局。

首先，我们要对这个新的变局有全面、深刻、准确的分析、判断和把握。国际局势“多变”、“多乱”，中国一方面要积极进取、把握机遇、努力塑造有利于中国的国际环境。这是中国外交近几年来已经展示的强大的内在生命力。但另一方面，机会的把握不仅取决于如何在局部问题上寻找好的对策，更取决于我们能否对大局走势形成前瞻性的、客观的、准确的分析和判断。

2017年，世界政治显然将进入周期性发展的新阶段。冷战结束已经25年，世界政治在这个25年的周期里正在面临终结，世界政治的新周期即将开始。这一新周期的发展轨迹、内在动力、主要问题到底是什么，我们需要好好捋一捋、想一想、看一看。对这种大势的判断和把握是我们应对特朗普政府最需要做好的准备。无论美国和亚太其他国家怎么变，中国既要登高望远，要牢牢把握未来新的世界政治经济发展周期的动力和内在要素，又要抓住细节，对美国新政府的新政策、新套路和新战术做好深入、细致的准备。

第二，中国的发展说到底是统筹两个大局。这不仅是战略选择，也是中国崛起到今天这个程度不得不处理好的“两条战线”。国内建设和对外关系具有高度的关联性，做好外交、搞好对外关系，说到底需要我们调整自己。调整自己的关键，则是加速在体制机制上创新、全面激发社会活力和创造力、形成从政府到社会、从国家到个人都能更加主动、积极和充满建设性地应对国际挑战、压力和机遇的新局面。面对新的国际大局“变革自己”、“激活自己”，这是中国正在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新挑战。

第三，坚持走“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坚持推进全球化的既定方针，坚持和周边国家与国际社会的共同繁荣、共同发展，坚持利益、责任和命运共同体建设。坚持这些原则，就是坚持中国对世界和人类的贡献，就是坚持发挥我们的相对优势。